深圳市关于400电话申请

深圳，不只是年轻人的深圳。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深圳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突破百万。

吃饭，这个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对不想开火的老人来说是个难题。

罗湖某社区在建长者饭堂之前做了一次调研，发现有的老人每天坐地铁到福田的长者饭堂就餐；有的老人经常让在北京上班的孙女用手机帮自己点外卖；还有的老人明明和子女住同一个小区，为了不给对方添麻烦，总说自己不用过去吃饭……

所以从2019年开始，深圳全面推动实施长者助餐政策。如今，已经有400家长者饭堂和助餐点遍布在城市各个角落，成为很多老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工作日早上11点，当年轻人还在岗位上忙碌，我走进深圳的长者饭堂，发现爷爷奶奶的午餐已经开始。

(一天中最丰盛的一顿)

独自来吃饭的老人一个人占领一张桌子，看着面前的饭菜，一口一口细细咀嚼。有伴儿的老人面对面坐着，询问对方今天是否记得带药过来——年纪大了，吃药是和吃饭一样重要的事情。

10月20日11点左右，我来到位于莲花北社区的华龄饭堂。

如果不是偶尔传来的几声咳嗽以及擤鼻涕的轻响，我不会知道这么多人同时吃饭是如此安静的一件事。

和那些控制体重少吃主食的年轻人相比，80多岁的杜奶奶已经到达随心所欲、荤素不忌的阶段。

炒粉来一点、青菜来一点、杂粮来一点咖啡太浓了，黑黑的，那今天只喝汤。

正在打饭的杜奶奶

这个装修后重新开放的长者饭堂，午餐采用自助餐模式。60岁以上的长者每顿饭享受5元补贴，25元可以吃到8菜一汤，还有牛奶、咖啡、大麦茶提供。

杜奶奶吃饭得用2个盘子，1个装食物，1个装所有嚼不了的东西。她几乎每吃2口就要往旁边的盘子里吐1口，有时是番茄皮，有时是青菜梗。

吃到后面还会偶尔放空，望向远方的虚空。半晌，再重新拿起筷子。“太累了，吃个饭都这么累。”就餐的最后20分钟，这句话她讲了不下3遍。

岁月不饶人。从前杜奶奶身体素质极好，是位老党员、老警察。“我是河北保定人，在北京待了十多年，后来国家支援边疆，又在青海待了二十多年。”

一句话，轻描淡写带过几十年黄金岁月。

吃饭间隙，隔壁桌来了2个穿连衣裙的年轻女孩儿。“哎呀，你们也来了，今天穿得真漂亮。”热情地打完招呼，杜奶奶突然凑近我轻声说了句“搞保健品的”。

悄悄传递情报的杜奶奶，脸上露出难得的狡黠，我仿佛看见她年轻时当警察的样子。

刚开始，我不明白识破她们“真面目”的杜奶奶为何还要与那两人拉家常。后来意识到，这可能是她为数不多与年轻人聊天的机会。

因为儿子在深圳，退休后杜奶奶搬来福田，一住又是十几年。母子俩不在同一个小区，绝大多数时候她都一个人生活，只能自己照顾自己。

长者饭堂的自助午餐，是杜奶奶每天最丰盛的一顿饭。“一个人不想做饭，就来这里吃。早上用开水冲麦片，晚上煮点大米粥、小米粥，有时候煮点面条。”

随着年龄渐长，与咀嚼功能、消化功能一起退化的是行动能力。

没有预告，没有信号，说不清从哪天开始，杜奶奶腿脚越来越不利索。每次赶来位于2楼的饭堂，她都要借助大堂的老年人无障碍升降平台。

升降机前的杜奶奶

爬楼梯对于老人来说是个麻烦事，她连走路都困难。比起走路，她更像在踱步，就这么一点一点前进。

杜奶奶没有就此放弃锻炼。“我每天都在小区楼下打太极拳，打了十几年。一共有三十几个人吧，大家刮风下雨也出来打。”

能清晰感知生命流逝的老人，或许更信奉生命在于运动。

(爱出者爱返)

“我又忘记怎么打开健康码了，你来帮我扫一下吧。”尽管每天都来打饭，看着中心门口的电子哨兵，有老人依旧一筹莫展。

罗湖区翠竹街道翠平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位于文锦教育城2楼，周边很多商铺已经倒闭。没人经过的时候，只有隔壁厕所传来清洁工人打扫的声音。

一家可以容纳50人就餐的长者饭堂就藏在这个日间照料中心。距离11点开餐还差4分钟，等不及的老人拎着饭盒陆续从电梯口走出。疫情后，饭堂只能打包带走。

熟练的爷爷奶奶，刚出电梯就会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准备扫码，然后进去刷卡、登记、打包。74岁的曾爷爷就是如此。

正在登记的曾爷爷

10月的深圳，早晨还有些阴冷。穿着短袖的曾爷爷似乎一点也不怕冷，智能手机也用得很溜。长者饭堂的消息他就是从手机上看见的，其他老人大多是通过社区摆摊介绍或者身边朋友介绍。

曾爷爷是这天第一批来取餐的老人，也是前一天第一个在订餐群里报名的老人。毕竟这关系到老两口的午餐。

这天的饭菜是秘制卤水鸭、芹菜香干炒肉丝、蒜蓉时蔬以及海带肉片汤。曾爷爷说，一份饭足够他和老伴两个人吃。

“我没有刻意多打，每一盒分量都是统一的，我们是年纪大了，吃不了那么多。”

更重要的是，享受5元补贴后这顿饭只要13元。“一个月往卡里充300元就够我们两个人吃，特别划算。”这里只在工作日中午开放。

每天中午，家里只有曾爷爷和老伴两个人吃饭。有了长者饭堂，不想开火的他们午饭终于有了着落。“三菜一汤自己搞不来，一大早起来买菜做饭，太麻烦了。”

一边说着，他一边从贴身放的卡包里掏出充值卡——卡包一面是可以搭乘公交的智慧养老颐年卡，一面是饭卡。出行与吃饭，是老人生活中同等重要的两件事。

一对过来打饭的老夫妻

“哎呀，今天来得很早啊。”

“别着急，先坐下喝杯水。”

79岁的丁奶奶和85岁的王爷爷从饭堂开始营业后就经常来吃饭。从进门那一刻起，他们就会收到亲切问候。“我今天过来，还给我量了一下血压。”

这份关怀，不仅存在于此刻。“因为我们是空巢老人，工作人员过年过节还会带着礼品来家里拜访，就像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

当我问起两人最开始来这边吃饭的具体时间，他们已经记不清，只记得是疫情前。日复一日的生活，模糊了老两口的时间观念。

早上7点起床，休息20分钟，然后走路到附近的洪湖公园或者儿童公园晨练，再慢慢地走过来打饭，是两人的固定路线。

打包好的饭菜

散步时看见远处的高楼大厦，老夫妻忍不住回忆从前。“这一片一开始都是稻田，什么也没有，后来那些高楼才建起来，我们是慢慢看着深圳变成这个样子的。”

来深圳40多年的丁奶奶和王爷爷，是从内地来的特区建设者。“很多建筑用的上下水管就是我们厂制造的。”

特区建好了，厂子也倒了。“现在早就不用这种水泥管了。”

他们依旧住在当初厂里建的职工房里，相依为命。“原先是公家的房子，后来花了几万块买下来。现在买不起了，深圳的房子都要几百万。”

王爷爷说，年纪大了，吃不惯也不放心路边的小餐馆。“这里有自己的厨房，做饭你能看得见。菜式多，味道也不错，真是方便。”

当这批最早的来深建设者到了需要照顾的年纪，他们依然能够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暖和善意。

(年轻人在这里找回家的味道)

来长者饭堂用餐的不仅有老年人，也有年轻人。

在华龄饭堂，12点就像个分界线。前面是老人专场，12点后年轻人陆续出现——也许大多数公司的午休开始时间都是12点。

他们的生命力体现在旺盛的食欲和倾诉欲。

虽说是自助餐，老人大多只会打一次菜，有些人甚至连第一次装的食物都吃不完。工作人员过来收走餐盘的时候，一位满头白发的爷爷略带愧疚地说：“哎呦，浪费，我明天少盛一点。”

而年轻人几乎都会去添点菜、加个饭。一位穿着工地安全背心的大哥，先后打了2、3次饭菜，每次都是满满一大盘，一副要在自助餐厅吃够本的架势。

当饭堂变成自助餐，再也不用担心打饭阿姨手抖了。

与此同时，当就餐者平均年龄低于40岁，长者饭堂也变得嘈杂。周边餐桌，不断传来各类聊天。

“不好意思来晚了，今天请的家政阿姨是新来的，干活儿还得我看着。”

“我为什么不拿米饭？胃不好，不消化。”

“初中压力不大？初中压力才大呢。在深圳考高中比考大学还难，进了好的高中，上大学基本没问题。”

耳边的话题平均2分钟更换一次。置身其中，马上被深圳特有的快节奏裹挟着——焦虑大概是新时代的城市病。

也有例外。

那些一个人来吃饭的年轻人同样是安静的，他们的无线耳机自始至终没有摘下过。打好饭，第一件事不是吃，而是掏出手机打开下饭视频。边吃边看，一顿饭才完整。

有补贴的老人午餐花销是25元，普通人得花30元，这个价格称不上实惠。

主要是曾经经济实惠的外卖，如今基本等同于重口味料理包。相信每个看完前段时间刷屏的科技与“狠活儿”的人都会心中一震。

而一个人租房的年轻人，实在没有精力自己做饭、带饭。

那天中午我吃了一次，味道很不错

新鲜的食材、健康的烹饪方式、家常菜的味道当上述元素组合在一起，长者饭堂对他们就有了特殊的吸引力。

一个在附近上班的男生告诉我，主要是看中饭堂的食品安全有保障。“毕竟老人也在这里吃。”

偶尔吃到一道家乡菜，还能回忆一下家的味道。

长者饭堂解决的是老人们的一顿饭，也不只是一顿饭。

深圳许多长者饭堂在设立之初，就会依托已有的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星光老年之家、健康服务中心、党群服务中心等机构布局。

比如翠平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不仅有长者饭堂，每周还会组织不同的主题活动：养生知识讲座、剪纸、合唱等等。

早上去机构参加活动，中午顺便在饭堂吃饭，是很多老人的日常安排——这是他们的生活半径里，为数不多的社交和娱乐。

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目前深圳已经有400家长者饭堂和助餐点。

从第1家到第400家，背后是一个年轻城市对年长者无声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