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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做起专职“滑竿”，有的抱团跑货运，有的主动“触网”求变……

靠负重谋生的重庆“力哥”悄然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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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滑竿”“棒棒军”“挑水工”等为代表的重庆“力哥”曾闻名全国，他们以棍棒、绳索为劳动工具，靠负重劳动吃饭，为千家万户提供便利。记者采访了解到，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力哥”们有的在景区做专职“滑竿”，有的抱团跑货运，还有的主动“触网”求变，借助互联网实现悄然转型。

近日，一位旅游博主在重庆武隆天生三桥旅行途中，将雇人抬轿上山(当地称为“抬滑竿”)的视频上传到网络，随后遭到网友“花钱糟蹋他人尊严”的指责。然而，也有更多声音认为，“你出钱，他出力，靠劳动吃饭为什么不可以”，提倡对劳动者给予平等的尊重，看到他们的实际需求。

记者注意到，以“滑竿”“棒棒军”和挑水工为代表的重庆“力哥”曾闻名全国，他们以棍棒、绳索为劳动工具，靠负重劳动吃饭，为千家万户提供便利。鼎盛时期，这支队伍超过40万人。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不少游走在大街小巷的“力哥”，逐渐发展出正规运营团队，并借助互联网悄然转型。

网络“聚光灯”下的滑竿师傅

随着互联网短视频的传播，“抬滑竿”已经成为重庆各大景区的一道人文风景，许多游客慕名前来打卡，也为不少力工提供了就业机会。其中，在天生三桥景区从事滑竿服务的就有68人，他们的年均收入在5万元左右，平时每天约有20人常驻景区，向游客提供服务。

据介绍，景区主要招收附近身体素质较好的村民进入，由轿夫和游客自行商量价格，一趟收费不得超过400元。同时，景区方面不向轿夫收取任何费用。

“网络给我们带来了生意，增加了收入，却也砸了我们的‘饭碗’。”在天生三桥景区从事滑竿服务多年的倪师傅便是前述网络事件中的轿夫之一。倪师傅告诉记者，近年来，景区轿夫“抬滑竿”的视频经常出现在网络上，让不少年轻的游客感兴趣，特意前来尝试，每月能有四五千元的收入。

然而，由于网络上同时存在的一些质疑，让部分想要乘坐滑竿的游客感到害怕，担心被人拍下视频之后遭遇网暴。近日，“坐滑竿事件”的持续发酵，造成了重庆武隆、奉节白帝城等景区轿夫业务量骤减。倪师傅说：“最近半个月，我一共只做了6单生意，收入只有1300元左右。”

该景区轿夫的经历是重庆“力哥”一边吃到互联网“红利”，一边遭遇新烦恼的缩影。记者在走访中注意到，对身处网络时代的重庆“力哥”来说，互联网让他们站在了“聚光灯”下，受到更多的关注，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业务量、增加了收入，也让他们成为了被热议的对象，饱受“过分同情”的烦恼。

倪师傅表示，希望网上传的是“轿夫靠力气吃饭，游客付钱买服务”的皆大欢喜的内容，而不是出于过分同情而胡乱指责，“毕竟，我们要靠力气养家”。

从“单打独斗”到抱团转型

尽管网络关注给“力哥”们带来了新的烦恼，其中仍有不少人瞅准了“互联网+”的机遇，通过数字平台抱团转型。

“我们靠一个扁担、两个绳子，就能挑起整个家庭，可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谋生方式逐渐被淘汰，不转型就意味着‘吃不起饭’。”今年48岁的王强说。从2004年开始，他就是重庆“棒棒军”中的一员，凭着年轻力壮、肩挑手扛一直干到了2016年，触摸过“力哥”的黄金时代，也体会过“最后的赞歌”。

随着年龄逐渐增加，体力下降，传统的“棒棒”业务也有所减少，王强一直琢磨着谋一条新出路。“我当了十多年的‘棒棒’，看着很多老兄弟，每天为了生计发愁，心里也不是滋味。”2017年初，王强与另外两名“力哥”凑了12万元，买来两台二手面包车，主要承接远程、大宗货物的运送业务，月收入最高时达3多万元，比当“棒棒”高出了数倍。

2018年6月，王强看到了数字平台对运输业务的推动效应，赶紧在几个网约拉货平台完成注册，以扩大业务来源，并叫来了3名还在做“力哥”的老同行，组建了一家名为“强有力”的搬家公司。他告诉记者，以前的“力哥”都在单打独斗，如今，大家都开始抱团转型了。

“尽管还是在吃‘力气饭’，但收入比以往更稳定，并且在一起干活、挣钱，心里也踏实。”58岁的廖秀海笑着说道，“以前雇主都叫我们‘棒棒’，现在雇主称我们为‘师傅’。”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各大网约配送平台上，许多重庆当地的搬家公司创办人都有过当“力哥”的经历，其团队成员也多是“棒棒”、“滑竿”或挑水工出身。与此同时，不少还未转型的力工，也建起了交流群，忙不过来时，大家就会在群里分享业务。

主动“触网”寻求职业变通

除了承接搬家公司的临时工作任务，部分仍在单干的“力哥”们也有了自己的“触网”求变方法，即凭借经验优势转行为外卖配送员。

9月15日下午2点，46岁的周大友从渝中区解放碑的一家奶茶店取走两杯奶茶后，骑着电动车往送货地址疾驰而去。30分钟后，奶茶如期送至客户手中，他的手机立即显示出这一单的收益为4.6元。

“同样是运货，4年前，我还要肩挑背扛，送的货最重的有一百多斤，最轻的也有十几斤。”周大友的老家是重庆巫溪县，曾是一名煤矿工人，煤矿厂关闭后，便一直做临时工谋生。2011年，他来到重庆朝天门码头当起了“棒棒”。

刚到主城时，周大友给人送货平均每月能有四五千元的收入。后来，随着网购和快递物流的发展，“棒棒”的业务越来越少，加上自己身体出了毛病，干不了重活，他在2018年购买了一辆二手电动车，开始送外卖。

送外卖的第一个星期，因为不熟悉导航软件，周大友收到了6次超时投诉，只挣了不到三百元钱。随着对软件和配送流程更加熟练，他的收入有了明显提升，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挣到8000多元。其他“棒棒”听说后，纷纷向他“取经”，原来长期在解放碑、朝天门游走的十多名“棒棒”也放下了扁担，送起了外卖。

“重庆力工们向‘新’而行是一种必然。”重庆市人社局相关工作人员认为，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以及现代服务业等新业态的加速成长，快递、闪送等新兴职业涌现，这让传统力工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转行转型的趋势不可阻挡。

业内人士认为，不论是去景区做专职“滑竿”，还是开着汽车跑货运，又或是“触网”送外卖，重庆“力哥”们的转型既有被动卷入的影响，也有主动求新求变的考量。融入互联网时代，意味着“力哥”的职业生涯有更多的可能性，他们的就业状态也有更多机会得到改善和优化。

黄仕强

来源： 工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