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主如何申请400电话
公主如何
2022-11-11 10:26:37400电话申请开通(如何申请400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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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切都完成之后,申请400电话是最重要的一步。也就是说,材料的准备基本上是企业的营业执照和经办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这些代理网点将通知他们,这些材料将加盖公在挑选好400电话办理平台之后,就简单的了解一下400电话怎么申请,都有哪些流程和步骤? 第一、进入网站找到客服人员,说明办理意向,并且留下联系方式,等待业务人员与你联系 第二、业400电话申请流程:01选择套餐 02选择号码 03签订合同 您可以根据您企业的话务量和对号码的要求选择一款适合您的套餐(套餐越贵,号码越好,资费越便宜)。详见400400电话申请办理可以直接找第三方服务商,第三方服务商的效率、速度都比较高,解决客户所需求; 号码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进行选择,选择好号码之后准备相关材料。 40普通女性被看见的一年
2020年,是普通女性被看见的一年,也是性别话题陷入激烈争议的一年。这一年,结构性的性别暴力事件仍在上演,但关于性别结构与制度的反思也正在发生。这一年,我们知晓了更多女性的名字,也看到女性在场的巨大力量。
从拉姆的离世,到呼吁的立法
从冠姓权争论,到思考何为女性主义
从散装卫生巾,到被隐蔽的“月经贫困”
从张桂梅校长的怒吼,到重新认识女性的无偿家务劳动
12月14日晚,在《新京报书评周刊》联合SKP RENDEZVOUS共同举办的“追问2020:系统围城”线下对谈活动中,严飞、孙萍、张安定三人齐聚北京SKP RENDEZVOUS,一起盘点2020年围困住我们的热点议题。本篇文章为“系统围城”系列回顾文章的第二弹,我们为你盘点“年度性别议题”。(接下来,我们将发布本场论坛的第三弹“年度技术议题盘点”,敬请期待。)
家庭暴力不断升级,从家庭内部走向公共空间,原本作为避风港的家庭何以成为最危险的场所?从“N号房”性剥削犯罪,到林小宅的“无缝恋爱”,东亚社会的厌女文化是否愈演愈烈?从“月经贫困”,到“无偿的家务劳动”,究竟还有哪些被掩蔽的女性困境?站在2020年的尾巴,我们试图总结具有代表性的性别议题,与你一同回顾这一年来我们每个人的生存处境。
撰文 | 青青子
“如果我们想要在权力结构中给予整个女性性别,而非寥寥几个一直格外坚强的个体以一席之地,就必须更认真地思考我们如何看待她们,以及为什么这样看待她们的问题。"
——玛丽·比尔德《女性与权力》
亲密关系间的暴力:从家庭内部走向公共空间
关键词:拉姆案、河南嵩县男子当街打死前女友、方洋洋遭婆家虐待致死案
回望今年的家庭暴力事件,最令人感到震惊与愤怒的莫过于藏族姑娘拉姆被杀案件。9月30日,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观音桥镇的藏族姑娘拉姆不幸离世。9月14日晚,正在家中直播的拉姆被前夫唐某浇了满身汽油后纵火焚烧,后紧急送往阿坝州人民医院救治,在医院深度昏迷13天后,拉姆因救治无效死亡。这一年,她正好30岁。
图源:《新京报》报道截图。
在非虚构平台“谷雨实验室”发布的《被前夫烧毁的拉姆 | 谷雨》一文中,我们得知,前夫唐某对拉姆的暴力戕害并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经过漫长、持续的暴力升级、预防家暴制度的缺位,才最终酿成的暴力惨剧。
拉姆的遭遇并非孤例。事实上,自年初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全球范围的家庭暴力与亲密关系暴力发生率较以往有明显上升趋势。根据英国最大反家暴公益机构“避难所”(Refuge)的统计数据显示,英国在3月23日进入封锁状态后,一天之内接到的反家暴求助电话就增加了700%。而根据联合国统计,新冠疫情期间,全球大约有2.43亿女性遭受家庭暴力伤害。
联合国官网截图。
同样的暴力反复上演,涉及人员有前男友、有前夫,甚至包括婆家。今年8月30日,河南嵩县发生了一起男子当街暴打前女友致死的恶性暴力犯罪。在一段曝光视频中,该名男子在大街上对一名女子拳脚相加,甚至举起路边的路障砸向女子头部,施暴过程长达3分多钟。随后,女子送医后抢救无效身亡。当警察赶到现场并带走该名男子时,他不仅毫无悔意,甚至对着镜头面露笑容。近日,因量刑过轻而重上热搜的“方洋洋案”同样令人揪心。 在反家暴法案实施四年之后的今天,为什么我们仍然看到如此多的家暴和虐待事件?原本作为避风港的家庭,又何以成为最危险的场所?
“多数派Masses”的《反家暴 | “杀害女性”:新冠肺炎阴影下的另一场瘟疫》文章援引南非社会学家戴安娜·罗素的《杀害女性:一种政治解读》一书的观点,为我们介绍了“杀害女性”(femicide)的概念。不同于其他形式的谋杀,“杀害女性”是一种植根在性别权力结构之中的暴力形式。对杀害女性的分析,需要把性别与种族问题、本地与全球经济不平等等交叉在一起考虑。
Femicide: The Politics of Woman Killing by Jill Radford (19920903) , Diana E.H. Russell.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在父权制的性别结构之下,“家”并非只是爱的天堂,一不留神,也可能成为暴力与统治的场域。日本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认为,父权制的物质基础是“男性对女性劳动力的统治”。而在近代家庭中,一夫一妻制的关系是父权社会对女性进行性统治的制度性基础。由于共同体神话的生命力过于顽强,这些被殴打至生命垂危的妻子即便求助,但当警察了解施暴者是其丈夫之时,他们也只是沉默而去。这也是为什么在拉姆案件中,拉姆生前曾反复报警无果,每次都被办案民警认为是“家庭纠纷”而不了了之。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日]上野千鹤子著,邹韵 / 薛梅译,绿林社 | 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3月。
换句话来说,对家暴的遏止不仅需要当事人的求助、公众对受害者遭遇的共情(而非诘问),更需要法律与制度层面的完善以及更为长期的性别平权运动。正如冯媛在接受播客“随机波动”的一篇采访(《反家暴本质上是在一切关系中反暴力——由拉姆想到的 | 随机波动》)中提到的,“从更大的范围来讲,反家暴实际上在一切关系当中反暴力。如果没有平等和尊重的话,有爱也不能终止暴力。因为暴力会以爱的名义存在、继续并且将其合理化。”
厌女仇恨性:剥削犯罪、荡妇羞辱与男性凝视
关键词:“N号房”事件、林小宅无缝恋爱、JK女孩不雅姿势
2020年,上野千鹤子的《厌女》一书无疑成为解读东亚各类性别暴力事件的最佳读本。“厌女”文化固然是父权制社会的常见产物,但它在今年所引发的性剥削犯罪事件属实令人咋舌。
今年3月,韩国几位女性媒体人公开曝光“N号房”系列事件。所谓“N号房”,是Telegram(一款即时通信软件)上建立的一系列网络色情聊天室的代号。最早由网名为“godgod”的高中生于2018年创立。而后,房间的管理权限相继移交给“Watch man”和“博士”。在“博士”接管之后,他以低收入或陷入财务困境的女性为目标,通过在网络上发布虚假的兼职信息,诱导女性交出个人信息,再以各类威胁手段,强迫女性受害者拍下性剥削视频。
在三联生活周刊的《韩国N号房事件:不只是性别犯罪》文章中,作者详细还原了这起案件的起底过程。文章披露,除了“N号房”和“博士房”,Telegram上还有大量以性虐待为题材的“房间”。这些“房间”的运营者按照不同的主题与价格,开设各类性剥削房间。参与者大部分为男性。他们用比特币购买和观看尺度不一的女性性剥削视频。截至文章发布时,已知的女性受害者有74人,其中未成年女性16人,年龄最小的仅有11岁。而“N号房间”的付费会员超过26万人。
事件曝光后,引发东亚社会的震怒。为什么26万人观看性犯罪视频,却无人表示异议?而后,韩国国民在“青瓦台国民请愿”网站发起请愿,要求公开“博士”赵正彬的个人信息和照片,并公开所有加入这些房间的“会员”信息。3月24日下午,首尔地方警察厅已经决定,公开赵正彬的实名和长相等个人身份信息。
《新京报》我们视频节目报道截图。
如果“N号房”事件反映的是根深蒂固的父权厌女产物,日常生活中的“厌女”事件则无处不在。
今年年中,艺人林小宅因为一张新男友发布的亲密照,被贴上了“无缝恋爱”的“渣女”标签,甚至被网友讥讽“进圈只是为了无缝恋爱”。
无独有偶。同一时间段,另一则有关上海CP26漫展上流出的“不雅”视频也让作为当事者的女生饱受舆论的“荡妇羞辱”。视频中,拍摄者指责镜头中身穿JK制服的女生动作不雅,并呼叫保安予以制止。随后,该女生在微博公开道歉,说自己并非故意博眼球出位,而是因为长期站立后体力不支所致。道歉文未能停止网友的攻歼。随后的一个月,仍然不断有网友对其进行言语羞辱,不少JK文化圈的粉丝也表示该女生的不雅姿势令JK文化圈蒙羞。
图源:微博视频截图。
从极端的性剥削犯罪到日常生活中的“厌女”言论,女性遭受部分男性群体贬低与物化的现象层出不穷。虽然近几年的荧幕上出现各类鼓励女性解放身体的广告话术,但回到现实生活中,主流舆论对女性身体的物化与指摘仍然像是活在上个世纪。与此同时,伴随新型媒介技术的发展,各类性剥削手段的隐蔽性越来越强,成本越来越低,使得女性成为互联网厌女文化的头号狩猎对象。
看不见的女人:家务劳动、月经贫困、被遗忘的中老年女性
关键词:张桂梅校长、“假靳东”事件、散装卫生巾
2020年也是更多普通女性被看见的一年。如果过去几年的性别议题集中于精英或中产阶层,今年,我们看到了更多被主流话语掩蔽的女性群体与女性生存困境。
今年10月,伴随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中校长张桂梅的一声“滚出去!”,“全职太太”再次被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在一段采访视频中,张桂梅回忆自己曾经拒绝一位女学生的捐款,原因是这位女学生在结婚怀孕后当了全职太太,让受过的教育与努力打了水漂,还可能面临被社会淘汰的风险。
华坪女子高中校长张桂梅。
视频一经发布,旋即引发网友的激烈讨论。一些网友表示,当不当全职太太是个人的选择,不应妄加质疑。也有人认为,张桂梅对全职太太的极力反对固然有其语境,但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家庭主妇的付出和价值。更何况许多女性成为全职太太并非出于自愿,而是无法平衡工作与家庭后做出的无奈选择。
关于全职太太是不是独立女性之争当然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但此番张桂梅的言论争议,让许多人看到了长期被主流话语掩蔽的家务劳动之困。 在现代社会,“家庭”被严格划分为私有领域,任何形式的家务劳动都不会被计入到社会生产中。这样一来,即便家务劳动也是生产性劳动,它所创造的价值一再被低估、被无视。家务工作就此成为女性与她们自己订立了秘密合同,隐蔽于每一扇屋门之后。
英国社会学家安·奥克利在《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一书中就曾指出,女性在家庭中的实际工作被隐藏在她们作为人妻和人母的性别假定面纱之后。家务劳动地位之低与女性的低社会地位相结合,使得无薪或低薪的家庭工人成为世界上最受剥削和压迫的工人之一。
《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英] 安·奥克利著,汪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9月。
长期从事数字劳动研究的青年学者孙萍认为,张桂梅事件背后反映的是再生产领域的劳动分工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不仅要关切全职妈妈的处境,还需要关注其中的代际问题。
孙萍指出,关于家务劳动的再生产与再分配问题,世界上主要存在三种分工模式 ,第一种是以北欧为代表的公共体制模式,由国家承担社会再生产的成本。第二种是常见于欧美及东亚发达国家的市场模式,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找家政工。第三种则是中国特色的再生产分配模式——外包的外包。
简单来说,除了少数中产家庭将家务劳动与育儿任务外包给家政工,大部分普通家庭实际上是将家务劳动(尤其是育儿任务)甩给了上一辈的人。这就导致家务劳动从家庭主妇独立负担的“外包工作”,进一步“外包”给了上一辈的妈妈或者婆婆。
“追问2020:系统围城”,从左至右分别为张安定、孙萍、严飞。
如果张桂梅校长的争议言论暴露了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艰难困境,“假靳东”事件则将农村中老年妇女群体的生存困境暴露于公众视野。
今年10月,江西都市频道的一则报道中,一名61岁的女子(化名“黄月”)离家出走,理由是自己已经和“靳东”在网上相恋多年,对方答应给她钱和房子。该女子在接受采访时说,靳东在抖音上向全国人民宣布了对自己的爱,“我的好、我的美、我的人、我的心、我的善,全部被他唱出去了。”
视频截图。
随后,大家发现,类似抖音上这种“假明星骗中老年妇女买货”的杀猪盘非常多,受害者也不远止黄阿姨一人。事实上,“假靳东”账号大部分都是由合成视频组成。冒充者利用靳东的公开素材,合成制作一系列嘘寒问暖的问好视频。而在这些账号的留言区,大量深陷恋爱情愫的妇女吐露心声,为爱留言。
为什么农村中老年妇女群体成为假靳东视频的受害者?除了满足她们无处寄托的情感需求,这场骗局的背后,还反映了哪些困境?社会学学者严飞指出,一方面,伴随近年来中国乡村出现的“空心化”现象,农村中老年妇女一辈子深陷家庭事务与育儿劳动,但到了晚年,孩子不在身边,又很少能从丈夫身上获得情感满足,造成她们对于情感的强烈渴望。同时,我们在关注中老年妇女群体被忽视的情感需求时,也不能忘了它背后还包括这一群体所面临的制度性保障缺失问题。尤其是她们中的大部分人没有医保,也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一到晚年,遇到健康问题,更是束手无策,投医无门。从这个角度来说,“假靳东”所反映的中老年妇女困境只是现实的冰山一角。
孙萍则认为,“假靳东”的背后体现出技术发展对乡村文化和诸多意识的冲击。在她看来,今天的技术发展正在形成一种趋势,即不管你擅不擅长使用技术,都会被迫不自觉地适应技术、相信技术,这可能会导致人对技术的失控,陷入技术的反制中。假靳东现象中的黄阿姨不是一个特例,即使没有黄阿姨的出现,之后也可能会有孙阿姨、李阿姨的遭遇。
《自主性技术:作为政治思想主题的失控技术》,[美]兰登·温纳著,杨海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2月。
下半年关于“散装卫生巾”的讨论,则将长期被忽视的“月经贫困”问题抛到了大众眼前。今年9月,微博网友@上网害人发布了两张卫生巾的图片。图一是一款100片售价仅21.99元的卫生巾,图二则是一位网友针对这款卫生巾的提问:“这么便宜的三无产品也敢用?用在私处的也敢乱买?”图中两位买家对此的回答是,“生活难”“我有难处”。
图源:微博@上网害人微博截图。
不少网友对此表示困惑不解。有人担忧散装卫生巾由于价格低廉、包装简陋,极易引起皮肤过敏、阴道感染等问题。也有人坦言,买散装卫生巾实是生活所迫,女性面临的“月经贫困”远比大家想象得更严重。
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月经贫困都是普遍的现象(“月经贫困”,是指受到落后观念和经济因素影响,部分女性无法在生理期获得用于经期卫生管理的基本物资。),哪怕在英美等发达国家,也有不少女性因为生活所迫,主动选择价格低廉的散装卫生巾。 与上述被掩蔽的女性困境相似,月经贫困背后映射的是性别不平等与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的结构性成因。一方面,卫生巾作为女性生理必需品,无法享受医保与税收减免,反映了当下针对女性的社会福利保障缺失问题。另一方面,社会对月经的文化禁忌也是造成月经贫困的一大原因。无论是教科书,还是月经用品广告,女性仍然生活在“月经羞耻”的话语氛围中。
令人欣慰的是,伴随月经贫困被提上公共议程,许多网友自发在公共场合投放了“卫生巾互助盒”。今年10月,微博博主@梁钰stacey在微博转发了一位高校女生有关“卫生巾互助盒”的行动后,目前全国已有超过400多所高校响应了这一举措。
微博@予她同行Standbyher微博截图。
与此同时,微博超话也吸引了超过1亿的阅读量,为国内正面临月经贫困的贫困地区或处于贫困状态的未成年女性提供经期用品、月经知识和性教育,共同推进解决月经贫困问题。改变正在发生。
平权争议:封杀文化、身份政治与政治正确
关键词:J·K·罗琳争议、冠姓权之争
2020年,欧美社会的性别争论以“封杀文化”的行动形式展开,引发跨国热议。其中,吵得最凶的无疑是《哈利波特》作者J·K·罗琳因发表不当言论遭遇的封杀事件。
今年6月,J·K·罗琳因为在推特上多次发表暗含“跨性别女性不是女性”的言论,被酷儿文化圈与包括艾玛·沃森在内的多名好莱坞演员发文抵制。随后,《哈利·波特》的两大粉丝网站“破釜酒吧”和“麻瓜网”联合宣布,从此与J·K·罗琳彻底划清界限,并删除罗琳在网站中的大量资料,建议粉丝不再购买罗琳作品。
J·K·罗琳引发争议的推文截图。
面对网友的质疑,罗琳随后在社交媒体做出回应,再一次强调 “生理性别”的重要性,也引发公众关于“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讨论。但无论罗琳如何解释,酷儿社群始终认为罗琳的这一言论抹杀了跨性别群体的性别认同,并伤害了他们的情感。
年初围绕冠姓权的争论也可以被视为一次国内关于女权主义的争论。在今年母亲节当天,短视频博主papi酱晒出一张手抱孩子的照片,感慨母亲不易。而后,有网友评论,“papi酱生娃过后变得好疲惫啊,但是孩子还是随父姓”,认为papi酱的“独立女性”人设翻车,引发公众关于冠姓权是否是女权标配的讨论。
图源:papi酱微博截图。
在很多所谓的“女权”者留言中,不跟母姓,就被冠以“婚驴”“婚奴”的标签。然而,仔细想来,这种激进的、推翻一切的论调本身就有极强的“父权”色彩。毕竟,女性解放运动从一开始就不是关于从男性手中抢夺权力,而是关于改变权力结构本身。因此,当我们强调女性的解放,它也是关于我们如何能够寻找到一个更为人性解决方案,让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可以不受压迫,共同和平、舒适地相处。
冒犯时刻:吐槽直男、女性凝视与情欲书写
关键词:杨笠、上海名媛拼单群、余秀华
盛夏时分,脱口秀演员杨笠的一段“为什么有的男人那么普通,他却可以看起来那么自信”的言论,引发全网关于“冒犯男性”的讨论。
图源:微博网友@快乐追星十级学渣的微博截图。
9月15日,前奇葩说选手储殷在抖音平台发布了一条嘲讽杨笠的视频,他在视频中称,“你以为你是骄傲的小公主,你看不上普通的男人,实际上,你不过就是被商业社会洗脑的韭菜”。而后,杨笠在微博发文“不想当小公主,就想当老富婆”,引发储殷的二轮攻击。
事实上,早在当期节目播出后,杨笠吐槽直男的段子就引起许多男性网友的不适与群嘲。而储殷口中的“小公主”、“韭菜”等语言无非是女性长期遭受的消费文化性别污名。如果联系前段时间的“上海名媛拼单群”,不难发现,消费主义长期与女性这一性别群体挂钩,似乎只有女性才沉溺于消费主义的陷阱。
在今年出版的《现代性的性别》一书中,美国学者芮塔·菲尔斯基中研究了现代女性与消费之间的迷思。她认为,主流观念指责女性沉溺于消费的背后,潜藏着传统男权制度对进入百货市场和各种商店的女性的不安。这是因为,当女性通过消费行为来进行自我塑造与建构时,也引发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巩固。
《现代性的性别》, [美]芮塔·菲尔斯基著,陈琳 / 但汉松(校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
“橙雨伞”的文章《为了证明杨笠是对的,储殷勇敢站了出来》援引今年4月苏宁金融研究院发布的《男性群体消费趋势研究报告》指出,消费与女性群体的挂钩本就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化印象。从不少消费数据显示,男性不仅热衷于买买买,同时也比女性更热衷超前消费,只是消费的品类有所不同。
图源:“橙雨伞”的《为了证明杨笠是对的,储殷勇敢站了出来》文章截图。
除了言语上的直接冒犯,今年8月,余秀华因新诗《或许不关于爱情的》中直白的情欲书写,引发舆论争议。此前,余秀华因为在微博上对歌手李健的爱慕表达被人攻击回怼,而被网友贴上了“键盘侠克星”的标签。
余秀华微博截图。
从杨笠的直怼,到余秀华的情欲表达,我们在今年看到了女性在公众场合的大胆冒犯。这种冒犯不仅是对女性对自身主体性的宣言,也是对过往男权话语的反抗之声。它必然遭受男权社会的反扑,但也为许多女性带来了在场的力量。
反观女性冒犯男权社会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议事件,不过是完美应和了英国学者在《女性与权力:一份宣言》中所说的,“无论你具体持何种立场,只要你作为一个女人,胆敢进入传统上由男性把持的那些领域,就必然遭到辱骂。招致攻击的并不是你所说的话,而是你在说话这个事实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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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女性主义在中国全面开花的一年,也是性别话题陷入激烈争议的一年。由于篇幅所限,我们无法还原所有性别话题的事件。但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试图梳理了近一年以来种种震荡人心的性别事件,借此回顾我们每个人共同的生存处境。
去年年底,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20年世界性别差距报告》显示,我们距离真正的性别平等还有99.5年,男女实现收入平等预计需要257年。这是我们未来需要努力解决的问题。
回到当下的语境,性别话题在今年呈现的复杂性当然是一个好的现象,它意味着多元的开始。但正如青年学者孙萍在论坛现场所言,我们需要看到性别问题背后“更大的”图谱,即在保证女性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问题上,我们仍然任重道远。在孙萍看来,世界上相当高比例的女性仍在遭受家暴及与此相关的人身威胁问题,也依然有很多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女性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遭受性别歧视,无法获得义务教育。目前而言,从生存权的角度思考女性议题是最落地的,也是最有力量的。
参考资料:
[日]上野千鹤子.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 绿林社 |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
[英]安·奥克利. 《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美]芮塔·菲尔斯基. 《现代性的性别》.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美]玛丽·比尔德. 《女性与权力:一份宣言》. 后浪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9.
[美]兰登·温纳. 《自主性技术:作为政治思想主题的失控技术》.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南非]戴安娜·罗素. 《杀害女性:一种政治解读》
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世界性别差距报告》
橙雨伞:为了证明杨笠是对的,储殷勇敢站了出来
https://mp.weixin.qq.com/s/EMZH5IJ5uHIrfQWKiOsnQA
三联生活周刊:《韩国N号房事件:不只是性别犯罪》
https://mp.weixin.qq.com/s/TVpN6AZQpBEhwZdsB10Ww
多数派 Masses:反家暴 | “杀害女性”:新冠肺炎阴影下的另一场瘟疫
https://mp.weixin.qq.com/s/JPhL2i7yJfur0c9vXVTAJA
谷雨实验室:被前夫烧毁的拉姆 | 谷雨
https://mp.weixin.qq.com/s/meGC4c4IbKAI5Hu4OZHCw
随机波动:反家暴本质上是在一切关系中反暴力——由拉姆想到的 | 随机波动
https://mp.weixin.qq.com/s/O4765hmBv7hdgwQgrMZGlw
新京报书评周刊:余秀华新诗引发争议:女性的情欲书写冒犯了谁?
https://mp.weixin.qq.com/s/Wy19ldheFJ97OBg0Fpat1A
新京报书评周刊:“散装卫生巾”争议背后:被遮蔽的全球“月经贫困”和女性生理刚需
https://mp.weixin.qq.com/s/7RXJgUTgijX3GLoUoXw
新京报书评周刊:家务劳动何以成为女性天职?我们和女性主义学者聊了聊
https://mp.weixin.qq.com/s/wTutSFnqqpLDHjJiaesGPg
撰文 | 王青
编辑 | 王青
校对 | 危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