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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常德上古属三苗国地，殷商西周属百濮，春秋战国之交，楚国势力深入此地。此后历有高蔡邑、枉渚、临沅、武陵、常德之称，尤以武陵称名最久。以上得名实与濮、巴、楚、越文化密切相关。置县后县名三改，县域数析，郡属累变。1988年以后，终成现制。

关键词：常德地名；县域县治；源流考释

北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在鼎州设常德军，乾道元年(1165)，升鼎州为常德府。[1]《宋史·地理志》：“常德府，本鼎州，武陵郡，常德军节度……。政和七年，升为军。”自此，常德之名，始见国史、地志。

常德，古名高蔡邑，又名枉渚。置县后历有临沅、监沅、武陵、常德之称，先后隶属武陵郡、建平郡、武州、沅州、朗州、嵩州、鼎州、常德路、常德府、武陵道、常德专区、常德地区、常德市。[2]得名最久者，文化依源最厚者，当数高蔡、枉渚、临沅、武陵、常德。

常德地域，上古属三苗国，《战国策·魏策一》：“三苗之居，左洞庭，右彭蠡。”唐代杜佑《通典》：“今岳州、潭州(长沙)、衡州，皆古三苗国。”据地下出土文物考证：我国古代三大部落集团之一三苗氏一支，确在南方活动，其范围正是南方几何印纹陶的主要分布区。[3]湖南澧县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屈家岭文化(距今55005000年)，有较大城址，直径达315325米，面积达8万平方米，城墙宽约50米，高约5米；有特大型墓葬；有大居室、在厨房，有中心聚落区。在澧县平原上分布着57处屈家岭文化时期聚落遗址。这一切表明，当时城头山，已是控制这些聚落的早期邦国文明的政治、经济中心。[4]这是否为三苗国的政治聚落中心，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属于三苗国所辖一个早期族国所在地，应无疑问。

常德，殷商时期多为濮人族居，西周时多为“百濮”、越人之地。楚武王三十七年(前704)，“始开濮地而有之”，[5]楚国势力深入此地。楚惠王四十二年(前447)，楚灭下蔡，迁蔡人于今常德市区，允其为附庸国，筑高蔡邑族居。这表明楚国势力已全面掌控此地。公元前476年，楚国灭高蔡邑。[6]枉渚邑取而代之。至战国末，约在公元前253前241年，秦威逼楚考烈王两迁国邑。于此期间，秦于此置临沅县，县治驻今常德市区。

高蔡，又名高蔡邑。其得名，与蔡国有历史渊源。

蔡国，自西周封侯国后，历有上蔡、新蔡、下蔡、高蔡之称。上蔡，古邑名，本名蔡，在今河南省上蔡县西南。有关史料记：周灭商后，文王第五子叔度封于蔡，与管叔、霍叔一起监管殷商遗民，史称“三监”。周武王死后，“三监”与殷纣王的儿子武庚叛乱。周公杀死武庚，处死管叔，废霍叔为庶人，并将蔡叔放逐，叛乱平息。后蔡叔度儿子蔡胡从善，周公荐于成王，仍封于蔡，史称蔡仲。《左传·庄公十年》(前684)记：蔡侯与息侯因娶陈女(今河南新蔡西南)有隙，息侯设谋，“楚子从之。秋九月，楚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7]四年后，楚文王灭息为县，虏息妫，驱兵入蔡，占其地，将蔡国纳入楚国制控范围。《左传·昭公十一年》(前531)：“冬十一月，楚子灭蔡……，使弃疾为蔡公。”楚灵王灭蔡为县。两年后，楚平王即位，允蔡复国，迁蔡于吕亭(今河南新蔡)，史称“新蔡。”公元前506年，《左传·定公四年》记伍子胥助蔡谋楚，蔡昭侯率兵助吴攻楚入郢都。《左传·哀公二年》(前493)，楚国威逼蔡昭侯，迁都于吴国边境重地州来(今安徽凤台县)，史称“下蔡。”[8]又始称“蔡”为“上蔡”。楚惠王四十二年(前447)，楚灭蔡，又迁徙蔡国遗民于高蔡，后允其复为附庸国，筑城族居，史称“高蔡邑”(今湖南常德市武陵区旧城内)。

《战国策·楚策四》：蔡圣侯“南游乎高陵，北陵乎巫山，饮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鱼，左抱幼妾，右拥嬖女，与之驰骋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国家为事。”《水经注》谓，茹溪注入澧水，源出茹龙山。由此观之，高蔡邑管辖之地域，北及巫山，南极高陵(当指今常德武陵山脉一带)。蔡圣侯掳入郢都后，高蔡国废除，其邑成为楚之重镇。

高蔡邑，何以为名？应是蔡侯以国为氏，依方位、地形而得名。

其一，蔡侯国，无能都邑何处，皆以国名“蔡”取名。《通志·氏族略二》：“蔡氏，(周)文王第五子蔡叔度之国也……为楚所灭，子孙以国为氏。”而“上”、“新”、“下”、“高”，应是以方位名地。上蔡地处中原，下蔡地处淮河流域，故有“上”、“下”之别；又因蔡(上蔡)为蔡国封邑，是旧国都，迁徙后为新都，故以“新蔡”为名；高蔡邑，因其国地处武陵山区，国邑又西靠大阜，故谓“高蔡”。

其二，蔡国人多受楚文化影响，楚人有崇左尚赤拜东向之遗习，有不忘宗祖祀祭祖宗之俗。蔡国都邑，以国号“蔡”为名，即为例证。另外，蔡侯立国始于公元前1027年左右，至楚惠王四十四年(前447)，被楚灭掉，前后近600年，国邑被楚攻灭迁徙4次，历尽苦难艰辛，每次迁邑，皆以方位、地形缀之而名，体现了蔡人的不忘故国宗祖之习。因此之故，高蔡邑，实以国氏地形为名。

战国末，楚灭高蔡邑后，蔡国遗民一部分融入楚族，一部分融入巴、越族，大部分溯沅水、澧水而上，翻越武陵山脉，入贵州成为苗族一部分，史称蔡家苗。自此后，高蔡邑不见于史籍。枉渚邑取而代之，至《楚辞·九章·涉江》时，枉渚邑成为著名的地域名。

枉渚。《楚辞·涉江》：“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王逸注：“枉渚，地名，或曰：枉，曲也；渚，池也。辰阳，亦地名也。”朱熹《楚辞集注》认为：枉渚、辰阳皆地名。并引《水经》云：“沅水东经辰阳县东南，合辰水。沅水又东历小弯，谓之枉渚。”洪兴祖《楚辞补注》也谓“枉渚”确有其地。这表明“枉渚”、“辰阳”，确为沅水流域地名。之后汪瑷、王夫之、蒋骥、戴震等都认为《楚辞·涉江》中的“枉渚”、“辰阳”、“溆浦”为地名。其后戴震将枉渚地望，定在今湖南常德，辰阳定位在今湖南怀化辰溪，溆浦定位在今怀化溆浦。自此后，皆以此为共识。[9]《涉江》中“枉渚”、“辰阳”、“溆浦”，当为楚邑之名。戴震以楚邑之名，定位县邑名，除“枉渚”地名外，可从。

枉渚、辰阳、溆浦皆为地名，但枉渚非为县级政区地名。湘、资、沅、澧，作为今湖南境内四大河流名称，有文字记载者，源于楚怀王六年(前323)“鄂君舟节”铭文：“自鄂(注：今湖北鄂城)往……上江，内(入)湘……内(入)资、沅、澧、油。”自此，沅水作为河流名称，见诸国史、地志。辰水作为沅水一级支流，其时，未见文字记载。辰水得名约在战国中晚之交。《水经注·沅水》：“沅水又东经辰阳县南，东合辰水……辰水又经其县北，旧治在辰水之阳，故即名焉。”[10]《元和郡县志》：“本汉辰陵县，属武陵郡，后改为辰阳，以在辰水之阳”为名。《唐史方舆纪要》：“今辰溪县北有辰阳城，汉县治此。”

战国在今湖南省辰溪县西南，置军事重邑，其时有聚落位于“辰”水之北，故名辰阳。战国末是否于此置县邑，当考。秦灭楚置秦洞庭洞郡时，置辰阳县。汉高帝二年(前205）置辰陵县。五年，以地当辰水之阳改名辰阳县，属武陵郡。故城在今辰溪县潭湾镇杉林、溪边二村。这应是沿袭秦制。

“辰阳”地望，今有二说。一是“辰溪辰阳说”。《辞海》：“辰阳，古地名。战国楚地。因在辰水之阳得名。在今湖南辰溪县西南。”[6]194二是“汉寿辰阳说。”陈致远《屈赋中 ‘辰阳’和‘溆浦’地望异议》认为：辰阳距常德不远。

《楚辞·九章·涉江》之辰阳，是否指今辰溪县汉之辰阳县，楚之辰阳邑，实可从疑。

其一，从《楚辞·九章·涉江》所述内容看，是用辞赋体叙事，并非刻意为诗。《楚辞》释为“辞”，含有言辞辩说之意。《国语·周语上》：“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即指此意。黄凤显先生注《楚辞》，亦认为《九章·涉江》篇中写屈原渡江南行之经历，故称《涉江》。[11]张中一《屈原新传》亦认为《九章》叙事及涉及的历史事件，是按时间顺序叙述的。[12]辞，是可以述史叙事的。研究《楚辞》中叙述事件，来确定屈原的生平事迹，郭沫若《屈原考》即为例证。当然，“辞”也可以归于辞赋之类，也写景抒情。三国曹丕《典论·论文》：“王粲长于辞赋。”魏晋陶潜《归去来兮辞》，即可为证。因之，《楚辞》中“枉渚”、“辰阳”、“溆浦”，当为楚邑，就是这种叙事的古文体的产物。

“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若以句中“辰阳”为楚邑辰阳(今辰溪县辰阳镇)，应理解为是溯沅水而上，二者间距数百公里，其间多险滩暗礁，曲折难行，不可能朝发夕至；而今汉寿县内古称沅水为辰水，且有辰阳聚落(村邑、港、障)等古地名。战国末期，因古沅水流经今汉寿县内，称之为辰水，其时有一聚落位于“辰水”之北，为繁华之地，故名辰阳。战国时楚邑辰阳，当指此。北宋大观中改龙阳县(今汉寿县)为辰阳县，[2]298亦佐证明了这一点。由此所述，《涉江》中的“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当在今常德市城区与汉寿县酉港镇辰阳村两地之间。相距日程当为一天，又为顺水行舟，朝发夕至是自然的事。此处“辰阳”，战国末是否置为县邑，无考。

其二，据《湖南辰溪米家滩东周墓发掘简报》介绍：19881990年间，考古发掘辰溪县(西汉辰阳县)辰阳镇米家滩东周墓16座，其中4座墓葬型制、器皿特征与溆浦马家坪战国早期楚墓大致一致，与长沙、常德等地同时期墓葬大同小异。7座被定为春秋中晚期，5座定为战国中晚期。米家滩东周墓群虽规模较小，型制单一，但表明在战国时期楚文化已深入沅水上游，米家滩(今辰溪县辰阳镇)且是一个人口较集中、经济较繁荣的重镇。这是战国时楚国于此置军邑的明证，但楚辰阳邑并非县邑。这从《里耶秦简》中“洞庭郡”邮行所辖各县中，亦无“辰阳”之名，得到了确证。由此推断：西汉辰阳县，是以战国楚军事重镇“辰阳邑”为县名。这与今常德市汉寿之“辰阳”，有异地同名之别。

临沅。《后汉书·郡国志》：“武陵郡，秦昭王置，名黔中郡，高帝五年更名。”辖12县：临沅、汉寿、孱陵、零阳、充、沅陵、辰阳、酉阳、迁陵、镡成、沅南、作唐。

临沅，何以得名？

临，察视。《诗经·邶风·日月》：“日居月诸，照临下土。”郑玄笺：“临，视也。”汉代贾谊《过秦论》：“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说文·卧部》：“临，临监也。”《尔雅·释诂下》：“临，视也。”郭璞注：“谓察视也。”古今文中有20余种释义，本义有察视之意。因眼视诸物，又含接近、靠近之意。

沅，指湖南境内湘、资、沅、澧四大水系之一沅水。《荆州记》：临沅“县南临沅水，水源出牂牁且兰县，至郡界分为五溪，故云五溪蛮。”《水经注·沅水》：“沅水又东经临沅县南，县南临沅水，因以为名。”沅水，古称朗江，上游称清水江。屈原《九歌·湘夫人》：“沅有芷兮澧有兰”，故别称芷江。今考源出贵州省都匀市云雾山鸡冠岭，支流，其中渐水、南阳河、甘潭河、逆江坪河为一级支流，全长1033公里(湘境长568公里)，流域面积420平方公里。[13]流贯湖南西北部，最后注入洞庭湖入江。《楚辞·离骚》：“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将沅湘并称，为湖南省内第二大河流。

战国末，秦何时于此置临沅县，诸国史、地志，皆语不详。《里耶秦简》J⑨1～12简：“某某戍洞庭郡不智(知)何县署。”这明证其时已置洞庭郡，沿袭楚洞庭郡名。洞庭郡“邮行”郡内各地有鄢(今湖北宜城东南)、销(待考)、江陵、孱陵(今湖北公安西南)、索(今湖南常德市老城区)、临沅(今湖南常德市西)、迁陵(今湖南龙山县里耶镇)，各邑之间并记里程数。据《简》载分析，以上各邑，应为县邑。这说明临沅秦代已置县，属洞庭郡。

《史记·楚世家》记：楚怀王三十年(前299)，被欺入秦，秦困楚王于秦，并要挟“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怀王愤怒不许，后死于秦。楚人更立楚顷襄王以拒秦。秦未得楚黔中郡，秦绝楚3年，3年中，秦取楚24城，仍未得黔中郡，至楚顷襄王十九年(前280)，仍未果，越年(前279)便以大将白起率军，越韩境，兼出汉中与商郧，“拔鄢、西陵”，切断巫盐入楚水道。明年逐“拔我郢，烧夷陵。”楚因巫盐道绝，失盐，军溃，次年顷襄王徙都于陈。苏代谓燕王曰“楚得桔而国亡。”于是巫郡孤绝无援。“昭王三十年(前277)，蜀守(张)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5]152约在公元前277年，秦灭楚巫、黔中郡置秦黔中郡，郡治驻今沅陵县城西二十里。唐《史记正义》：“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县西二十里。”这年秦置临沅县，可能性不大。 《史记·秦本纪》：“昭王三十一年，楚人反我江南”《正义》：“黔中郡反归楚。”楚顷襄王三十六年，顷襄王卒，考烈王立，渐失楚巴东盐泉，不能复与秦争。考烈王十年(前253)东徙都钜阳。二十二年(前242)，更东徙都寿春，以就海盐。[14]约在楚二次徙都期间，秦置临沅县，县治驻今常德市武陵区旧城区，属洞庭郡。

唐代《元和郡县志·朗州》：“张若城，在州东四十步。初，秦昭王使白起伐楚，遣张若筑此城以拒楚，并统五溪。”宋代《太平环宇记·朗州》《史明一统志·朗州》等地志皆从此说。其实，皆为附会之说。

一是张若为秦国蜀守，出蜀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 “巫郡”，在长江河谷盐泉区，今之重庆市巫山县一带；“江南”，唐《史记正义》：“江南，今黔府其地也。”黔府，即唐时黔州都督府，治驻今重庆市彭水县治。“江南”实指长江河谷上游以南之地因产盐，习称“江南盐泉区。”辖地约当今重庆市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新唐书》称为“黔州黔中郡”。由此观之，张若伐楚，中心地带当在武陵山以东沿长江河谷以南今湘、渝两省交界一带。秦置黔中郡后，第二年楚又夺回其地，即使兵抵今常德市，也不可能于此筑张若城。

二是《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蜀志》：“赧王五年(前310)，仪与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可见公元前310年，张若筑城成都，当为蜀郡城邑。张若为蜀守，故筑张若城。其时，即使今常德已置临沅县，张若为蜀守也不可能为县邑筑城。今常德“张若城”，皆后人附会之说，如其时筑城，也应为县邑之城。

武陵，作为政区地名，始于何时？《汉书·地理志》：“武陵郡，高帝置。莽曰建平。属荆州。”《常德县志·大事记》：“西汉高祖五年(前202)，改黔中郡为武陵郡。”[15]郡治索县(今常德市鼎城区断港头乡城址村)，一说治义陵县，今涂浦县南马田坪乡梁家坡村。[8]1693自此后，武陵名贯全国。

武陵何以为名？《后汉书·郡国志》记武陵郡时，引《先贤传》(梁刘昭注《先贤传》)曰：“晋代太守赵厥问主簿潘京曰：‘贵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义陵，在辰阳县界，与夷相接，为所攻破，光武时移东出，遂得见全，先识。’传曰‘止戈为武，高平曰陵’，于是改名焉。”[16]从以上记载看，武陵郡原名义陵郡，郡治在义陵。东汉光武年(25)，因武陵“五溪蛮”发动起义，反抗朝廷，故将武陵郡治，从义陵(今溆浦县马田坪)迁驻索县县治(今常德市鼎城区断港头)。东汉建武二十五年(48)，武陵郡五溪(雄、横、酉、沅、辰)少数民族精夫相单程率义军攻下临沅(今常德)，光武帝特遣曾远征南越名将马援，领兵4万，以武陵郡治为中心，征讨五溪。马援病疫军中。[13]215

武陵释义，晋代潘京之说较为准确。然而，潘京因仓促对话时，逐认为武陵改名于东汉光武时，则过于牵强。从现有史料看，武陵在今常德市内，得名最早，甚至早于高蔡、枉诸之得名。

一是“武”字源于甲骨文。在甲骨文中，字形已初具从止从戈之状。于省吾《释武》：“武从戈，从止，本义为征伐示威。征伐者必有行，‘止’即示行也。征伐者必从武器，‘戈’即武器也。”《书·大禹谟》：“乃武乃文。”孔传：“武，定祸乱。”《孙子·行军》：“故今之以文，齐之以武。”《左传·桓公六年》(前706)：“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以武临之。”古今文中有十几种释义，其本义指军事、武力。这充分表明：“武”字早在殷商时期，字形初具，字义可全释。

“陵”字出现稍晚，但亦在春秋时，字形亦初具，字义可释解。《诗经·小雅·十月之交》：“高岸为谷，深谷为陵。”陵、谷互变，常使人们联系到事物的变动不居，含有《易》之哲学思想；亦由于人们长期以自然界为对象，进行劳动谋生，能对自然界的地形地物，进行详细区别与指认了。由此推测，周代中原王朝，已出现“武陵”一词，不是没有可能。

二是《左传·恒公六年》(前706)：“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以武临之。”《左传·哀公二十三年》(前471)：“且齐人取我英丘，君命瑶，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这表明春秋时，各诸侯国因争霸图强的需要，战火蜂起，军事活动频繁，武力解决诸侯国之间的争端，是一种常用方式。“武”的字义已入人心，书于竹帛，传之四方。这从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孙膑兵法》等竹简中，得到了证实。[17]《国语·齐语》：“陆、阜、陵、墐、井、田、畴均，则民不憾。”其时，齐国文字书写中，已有陆地、高岗、大阜(大阜曰陵)等地形状貌的区别了。《诗经·小雅》中亦有此类记载。这表明“武”和“陵”，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共识了。这从另一角度明证，“武陵”一词，至少源于战国之前。

三是《水经注·沅水》：“水又经沅陵县西，有武溪，源出武山。”按此条往下叙述，武溪、武山一带，原是上古盘瓠族居之地，高辛氏患“犬戎之暴”，乃慕天下有能者得犬戎之将军吴将军头者，妻以少女。后盘瓠(使犬)衔吴将军之首给高辛氏，高辛氏便以女许之。“盘瓠负女入南山，上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帝悲思之。”二年后，生六男六女，盘瓠死，“因自相夫妻，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裁制皆有尾，其母白帝，赐以名山，其后滋蔓，号曰蛮夷。今武陵郡夷，即盘瓠之种落也。”从郦道元此则记载来看，武陵得名，最早应与武水、武溪有渊源关系。从所载地望看，也与武陵山脉走向契合，因沅陵位于武陵山脉之东南向，故称“武山”。从所载“武陵郡蛮”即武溪“蛮夷”看，两者有历史渊源。《水经注·沅水》：“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满溪、沅溪、酉溪、辰溪。”今湖南西部和西南部怀化市、吉首、张家界市所辖各县、市、区皆为“五溪”地区。[13]22《元和郡县图志·辰州》：“按《后汉书》高辛氏有畜犬曰盘瓠，帝妻以女，有子十二人，皆赐名山广泽，其后滋蔓，今长沙武陵是也。”秦汉时皆为“蛮夷”聚居，故称“五溪蛮”，又因“五溪蛮”散居武陵山区腹地及四周，故又称“武陵蛮”，或称“五陵五溪蛮”。由此推断，武陵因“皆赐名山广泽”，“蛮夷”所居，故称“武陵蛮”(五溪蛮)。因此之故，武陵得名应在先秦之前。

四是“武陵”，作为自然地域地名(山脉名)，得名应在春秋时。据古文献记载：西周时今武陵山区一带，属濮人势力范围。《逸周书·王会解》：“正南欧、邓、桂、产里、百濮。”《史记·楚世家》：“熊霜六年(前822)，卒，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难于濮。”因其时濮人散居于楚之东、西、南境，部族众多，号称“百濮。”濮国为历史悠久的方国部落。《尚书·牧誓》记：周武王伐纣灭商时，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从周伐纣。可见以上方国，皆为姬周的重要盟国和属国。《国语·郑语》记楚王蚡冒“始启濮。”韦昭注：“濮，南蛮之国。”至楚武王(前740前690)时，据《左传·哀公十七年》(前478)记：“(楚)武王以为军率，是以克州、蓼、服隋、唐，大启群蛮。”占有今川、鄂、黔交界地区，“群蛮”主要指武陵山区的百濮、巴人、苗人、越人部落。楚人以武力征讨百濮时，便依百濮语音，用楚文字书写成“武陵”。自此后，武陵便成为著名的地域地名。后濮人多居沅水上游，巴人多居澧水上游，而楚人、越人多居沅、澧中下游。汉时这里的土著民族，则称之为武陵蛮(五溪蛮)了。

常德，《宋史·地理志》：谓常德“本朗州，大中祥符五年(1012)，改今名。”[18]常德得名，实与境内枉山“德”文化关系密切。

相传尧舜时，善卷先生因尧禅位而不受，隐居此山。《庄子·让王》：舜因善卷德行远播千里，诚心要把王位让给他，善卷说：“逍遥于宇宙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为天下哉！”善卷其人其事，《庄子》《吕氏春秋》中有所记载。传其为原始社会后期东夷族中影响较大的氏族首领，有德才受拥载。善卷死后，相传葬于沅水边的花船庙(今名永庆宫)，附近百姓为纪念他，称此地为“善卷堤。”(今有善卷社区)。隋朝朗州(今常德)刺史樊子盖慕其高德，将先生居住过的枉山改名善德山。唐代之后，历代文人皆有吟颂善卷诗篇。宋代当地人在此修筑“仰止亭”纪念善卷。宋徽宗御赐“遁世高蹈先生”，又将善卷故乡鼎州，更名为“常德”，并将常德政区升为“直隶京师”。自此后，常德名重全国。

枉山(善德山)之下有水名枉水。《汉书·地理志》武陵郡下注：“索。渐水东入沅。”《读史方舆纪要》渐水下注：“有枉水，在府南一里，源出善德山白龙井，西流至城南入沅水。一名苍溪，又谓之枉渚。《楚辞》‘朝发枉渚’是也。”清同治《武陵县志》：“枉山，县东南五十里，一名枉山，一名善德山，一名善卷山，一名德山。相传善卷先生尝居于此。”以上观之，常德得名，与枉山“德”文化孕育有关。

常德于秦置临沅县后，县名3改，县域数分，县治未迁。自东汉建武六年(30年)，县、郡同治后，郡属累变。以临沅、武陵、常德得名最久。民国2年(1913年)，终改武陵县为常德县。共和国成立后，县域多次变析，归属数变，[15]4748直至1988年4月，撤常德地区，置省辖常德市；原常德市改置武陵区，原常德县改置鼎城区。[19]

常德，历为湘西门，川黔咽喉，古有“四塞之国”之称，素有“云贵门户，战略要地。”地界巴山楚水，山水秀丽，名胜古迹众多，誉甲江南。共和国成立后，经济社会事业迅猛发展，城乡巨变，成为湘西北交通、能源、物流、文化中心，在全国获誉颇多，逐成优美宜居市。[2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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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周凯清、曹露露

校对：罗洋、粟娟

责编：文学容

审核：刘年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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